第十章 对宾克孤立的解释
我们在前两章里看到,宾克的传道之门是如何被关闭的。从离开澳大利亚起,到1936年他最终接受讲道事工结束为止,宾克一直遭受孤立。从1910年到1928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宾克都是一位富有恩赐和影响力的布道家和教师,因此对他来说,这种孤立确实极不寻常。
现在,我们来解释宾克后几年的经历时,会立即想到一种解释。这就是:之所以如此,有无可能是因宾克太具批判性,过快批评与他看法相异之人,性格太有棱角所致?他不认同任何教会,因而没机会耐心与他人同工,帮助他人成长。与此相反,他频繁更换城市,缺乏常规教会生活,以致成为孤家寡人,这必然使当时的人不接受他的事工。换句话说,可以说他的孤立主要是由自己所导致。
上述批评并非全无道理。根据圣经,每个基督徒都应把本地教会作为生活与服事的主要范围。宾克过于独立,不属于任何教会,这种做法站不住脚,人们有时不接受他,原因无疑在他。诚实并不意味着要立即直接对每件事发表看法(箴29:11),作为一位教师,要想改变他人,就得花时间先赢得人们的信任。
在同时期英国的另一个地方,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传讲的信息与宾克几乎相同,而且也是在不熟悉这种教义的教会。但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正如他几年后所说的:
要是我像宾克那么做,就会一无所获,什么也干不了。我觉得,唯一的希望就是用真理使人信服,所以必须非常有耐心,从长计议,否则就会被赶走,什么也干不了。1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钟马田一开始在他从小长大的宗派服侍,拥有宾克没有的优势。关于宾克12年2的牧职生涯,我们知之甚少,因此无法说,他未能稳定在一个地方,原因在他。如前文所述,他在科罗拉多锡顿首次任牧时,很可能由于看法改变,不再认同公理会婴儿洗礼观,出于良心,离开了那里。在悉尼贝尔沃街任牧时,由于教会正式采用极端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hyper-Calvinistic Articles of Faith),他得不得辞职。3
在澳大利亚待了几年,1928年返回英格兰后,他实际上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在浸信会服侍,要么在弟兄会。要在浸信会讲道,就得先加入浸信会,就洗礼观而言,加入不是问题,但因他持守传统加尔文主义(historic Calvinism),由于不同的原因,既不可能加入浸信会联盟教会(Baptist Union churches),也不可能加入认信“福音标准”(Gospel Standard)的严格浸信会。
有一段时间,似乎弟兄会的希望更大,但后来也证明不可能。宾克后来信仰立场变化颇大,与兄弟会中盛行的教义相差甚多。但与他人交往时,宾克并未坚持狭隘的信条。如前文所引,在1929年6月期《圣经研究》中,宾克写道,传讲“上帝全备的旨意”并非指只解释“加尔文五要点”,他继续道:“我们当然需要恒切祷告,好能更爱基督与他人之灵魂,更热心有能力传讲福音。”
理查德·贝尔彻同情宾克,给宾克写过传记。他提出这个问题,即宾克是否适合当牧师。他写道,宾克不善交际,“似不喜与人来往。”此外,贝尔彻博士又写道,宾克也过于直接。他曾亲耳听过宾克在澳大利亚一次讲道的开场白,主题是关于拣选,宾克说:“今晚,我将传讲圣经中最遭人痛恨的一个教义,即上帝主权的拣选”。4
我觉得很难评判贝尔彻博士的看法。宾克性格内向,不喜闲谈,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有充分证据表明,他有一颗真正的牧者之心,有一些我们之后会看到。他关心他人,在离开一些地方很久后,他写的信表明,他还在关心着曾经帮助过之人的福祉。比如,在给悉尼科尔曼一家的信里,他会询问好多人的状况。再有,他与之前的朋友都保持着友谊。1924年,是乔治·阿迪尔邀请宾克去的澳大利亚,而在1932年,阿迪尔仍在支持着宾克。普雷塞尔夫妇跟宾克夫妇一起生活过几次,是终身好友,其他人也如此。毋庸置疑的是,宾克真心关心他人,受人爱戴,下文叙述了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点。有一次,宾克夫妇离开美国一个地方,许多朋友来车站送行,给他们带了路上用的礼物,其中主要是水果。但上火车后不久,宾克便把水果分给了一位黑人工人。宾克的友善让这位黑人意想不到,深受感动,因为他久病痊愈,刚重新工作,生病给家里带来了很大负担。宾克一向关爱体贴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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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宾克一生时,当今大多数读者最无法置信的就是,宾克对当时教会属灵状况的评判。每一代基督徒都倾向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比之前都要糟糕,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在这点上,宾克彻底错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要是宾克对那些“宣信基督教”教会(“professing” churches)严苛的评价大错特错,那就说明,对宾克的批评是对的,也就说他的孤立完全是咎由自取。
在深入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必须同意,要是宾克能多花点时间,亲身接触其他坚守福音的传道人,下结论时就会更谨慎。比如在悉尼时,尽管住在艾士菲地区,没有迹象表明,他曾见过当地长老会中极为保守的传道人麦克格文牧师(Rev. R. J. H. McGowan),圣公会在信仰上也很保守,但他似乎也无联系。在悉尼浸信会联盟的传道人中,也有像约翰·里德利牧师(Rev. John G. Ridley)那样,心向基督,为人真诚的人,但宾克似乎不知道他们。里德利牧师写过自己传道的经历,换做宾克,很可能他也会那么写。
里德利牧师引用经文“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箴11:18),回忆在1920年代,他如何被迫经常想到这个应许:
好能有勇气,继续“存着盼望撒种”,在将来那日,得主称赞。我原本期望:讲道令人激动,会众自觉有罪,乐意听道,人们踊跃回应,归向基督;但事实完全相反,很少讲道,回应寥寥,大多是在发小册子,默默撒种,人们往往漫不经心,似乎大多拒绝福音。5
若宾克与他们有来往,就不会如此孤单。他一心做工,似乎未意识到,花时间联络他人也很重要。我们虽承认,宾克处境相对孤立,导致他全面否定当时教会,但我认为,有足够证据表明,在1920和1930年代,英美两国的基督教信仰处在历史低潮。在十九世纪,对基督教信仰怀疑之风吹入各个神学院,因而在此时的英美大部分地区,基督教主流宗派的讲台正在自食恶果。有些教会领袖刻意拆毁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而一些教会领袖对此毫无准备,未能抵制这些人的错误影响。在这些教会中,不信基督教之辈常得享尊荣,而坚守圣经之人却可能被说成“反启蒙主义者”(obscurantists)。格洛弗(T. R. Glover)博士是一位英国浸信会联盟领袖,因司布真志同道合者的消失而高兴,并于1932年宣称:“在今日,要想找一个真正旧时反启蒙主义学院,就只能自己办一个。”6这正是司布真和莱尔于1892和1900年去世前,就已预见到的状况。
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华菲德(B. B. Warfied)于1921年去世,我们也可以引用他的见证来证实,宾克认为这一时期教会处于低谷,这一看法符合事实。在华菲德去世前不久,关于他对教会现状的看法,他同事梅钦(J. Gresham Machen)得到如下印象:“他预计,有形教会将被自然主义占据,变得极为冷漠僵死,人们会逐渐看到,属灵生命只可能存在于有形教会之外,这时才会有新的开始。”7
不管怎么说,宾克事工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教会已远离他所受教喜爱的真理。对这一时期许多传道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随波逐流,越错越远;要么被人忽视,丧失影响力。1936年,宾克在霍夫偶遇一位新西兰传道人,正因如此,他对宾克说:“现在,要是我还讲30年前在格拉斯哥圣经学院(Glasgow Bible Institute)学的那些,我和妻子早就饿死了。”但宾克并未轻易妥协。同年,薇拉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们夫妇没找到志同道合之人,她难过地说:“宾克先生真是一位清教徒。他常给我说,他跟当今这个时代差了两三百年。”8人们认为,在四十年前,清教徒的教导随着司布真的离世而消失。在今日,要是还相信在平衡教导圣经方面,清教徒“被上帝大大使用,超过使徒时代迄今任何人”,就得付出沉重代价。宾克常提及传道书1:18“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原因就在于此。
1935年,宾克写道:“上帝仍在动工”,但根据他对所处时代的描述,我们觉得他有理由写出如下这段话:
我们处在一个“属灵低迷时代”。跟五十年前相比,不管是忠实传讲真理的传道人数目,还是坚守家庭崇拜的家庭个数,亦或是对真正有益的属灵读物需求,当今时代都相差甚远。之所以有这种差距,原因可能有两方面。首先是上帝的主权,因祂在不同时间做工不同。一些季节比其他季节的阳光雨露更充足,自然界如此,属灵之事也如此。其次是上帝子民的不信实。若上帝已赐下亮光,信徒却不跟随,上帝已赐下恩典,信徒却不结果子,圣灵就会因此而悲伤,圣灵的感动就会被销灭,也就不会赐下更多祝福。对目前这种状况,以上两方面原因都有。9
宾克不愿待在纵容自由神学的宗派,这可以理解。但令人费解的是,美国的基要主义教会也把宾克拒之门外,而这些基要主义教会相信圣经。正是这点,让宾克最为痛苦。因曾几何时,宾克受到许多基要主义教会欢迎,在他们聚会上讲道,写的书也颇受他们欢迎。之所以出现后来这种情况,是因宾克对这些基要主义者的一些看法所致,对此读者应已相当清楚,我现在试着总结一下。
宾克确信,基要主义的严重错误在于对福音的陈述。在布道中,没有传讲人要想得救,就必须悔改,凭信心来到基督面前,而是说每个人都已得到救恩,“接受”这个“事实”,就能成为基督徒。这种类型的阿米念主义比卫理宗的福音派阿米念主义更危险,因它实际上把“接受基督”等同于宣告信仰或“决志”。因此,仅凭一些外在行为(如走到前排或举手),许多人就被告知,他们已“重生”。
宾克看过迪克森(A. C. Dixon)在芝加哥使用这种“决志”的做法,这在当时基要主义圈子中很流行,但即使在完全理解恩典教义之前,宾克也从未接受这种做法。在给洛威尔·格林的一封私信中,他写道:
在向未得救之人布道时,我的做法与我文章中所写的一致:尽我所能传讲上帝的真理,让圣灵随己意应用和祝福这一真理。在布道后,我从不举行“会后聚会”,也从不邀请罪人用任何外在行动表示,他们接受了基督,或愿意接受代祷。在会后,要是有人等着跟我谈话,我会坦诚告诉他们,我帮不了他们,只能敦促他们回家读圣经。司布真也从未用过任何像“撒网”、“悔改的形式”(penitent forms)这种阿米念主义做法,原因很简单,基督和众使徒从未这么做过!不用说,我经常为此遭受批评,但末日会显明,我的看法讨上帝喜悦!10
1930年代初,在了解到基要主义教会的情况后,宾克相信,正是由于这种决志式布道,才有这么多教会成员未得救:“在今日,基督的教会正在自食上两三代人种下的恶果,特别是这些不合圣经的“传福音”做法,这些做法要求可见的‘结果’,贪求‘归信人数’。数以千计之人出于压力‘宣告归信’,仓促‘加入教会’。”11
在这封信里,宾克又说到这个话题:
大多数人的信仰只是坚信,他们的罪得赦免,灵魂永远安全了。在他们看来,质疑他们是否得救是极大的错误,他们的全部经历就是“信心”与“喜乐”:相信的是,他们的罪被遮盖,喜乐的是,确定能得到永恒的祝福。在他们的经历中,没有遵从上帝神圣的律法,也没有因自爱和自我满足而哀痛,没有谦卑,也没有内心的破碎。要是有人要他们“自我省察”,检验他们信仰的基础,负基督的轭,他们立马就会大声说这是“律法主义,危险的教导”!哦,在死后的五分钟内,他们会猛然意识到,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12
而且宾克看到,在影响个人永恒命运的同时,这种教导也在改变教会生活。现在,不得不调整教会崇拜,以迎合未重生会员不合圣经的口味。因此,由于听众需要“娱乐”,传道人的讲道就不再庄重,变得轻浮;为了让听众悦耳,就引入“有吸引力的音乐”,以代替庄严赞美上帝所需的简洁音乐。1930年,宾克在加州记录道:“几乎在所有地方,周日晚上福音聚会开始前,就会有半小时“唱诗”,而不是一起等候上帝。”13
在很多方面,基要主义把对上帝的崇拜从“纵向”变到“横向”,经常只不过是“赢得灵魂”的附属品。由于宾克现在更关注崇拜这一主题,他得出了1930年在加州意识到的结论:“‘许多教会’我们不敢进(弗5:11),尽管有人因此不悦,但我们知道,上帝了解我们的心,因而满得安慰”14
在另一件事上,宾克也与基要主义教会看法不同。阿米念主义认为,信徒有可能最后失去救恩,而在当时基要主义教会里,几乎普遍接受的教导则是信徒“永远安全”(eternal security)。对这个教导的解释是,一旦一个人“接受基督”,就永不应质疑此人是否得救。作为认信的基督徒(professing Christian),得救与否在乎“信”,与行为无关。关于善行与救恩的关系,宾克认为有两种主要错误:“通过行为得救(salvation by works)和得救无需行为(salvation without works)”。前者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而后者发轫于19世纪,传播者“披着正统教义外衣,吸引大量听众…他们教导说,基督徒有善行当然好,但这并非必须,若无善行,只是失去某些“千禧年”的荣耀,照样能进天国。”15
到1930年,宾克开始认为,信徒之所以不太敬虔,信仰生活水准不高,而且这在教会里司空见惯,这种得救无需行为的教导要负主要责任。他写道:“对于那种简单绝对‘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我们毫不认同”。为阐述不认同的原因,他引用了“一所著名圣经学院出版物上的文章”。在文中,作者说他去监狱探访一位待处决的杀人犯,原文如下:“我无权请求政府赦免他的罪……但可以告诉他,上帝已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担当了他的罪。感谢上帝!我发现那人在之前听过福音,清楚上帝的救恩计划……他已接受过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但后来这些年,他信仰上变得冷淡,失去了与主的关系,然而并未失去救恩,结果就是一生处在罪中。”16
宾克认为,这种说法完全自相矛盾。“救主是圣洁的上帝,将祂的子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太1:21),而不是让祂的子民‘留在罪中’,上帝除去他们对罪的喜爱和罪对他们的辖制。“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上帝的救恩是超自然的工作,会产生超自然的果效,这是上帝恩典所行的神迹,能使荒漠像玫瑰一样开花。从结的果子,我们能看出上帝的恩典。若结坏果子,还说是好树,这就是撒谎。成圣是称义的证据,改变的生命是重生的证据。”
关于这个问题,那个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传道人跟宾克看法一样,陶恕(A. W. Tozer,1897 - 1963)是其中之一。在说到基要主义的光景时,陶恕写道:
因信称义是圣经真理,它使人得以解脱,免于刻板的律法主义和无结果的自我努力,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真理却被滥用,被许多人误解,实际上阻碍了人们认识上帝。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全部的归信过程变得机械化,没有圣灵参与其中。现在一个人可以单有信心,但这种信心对道德生活却无任何触动,也不会影响老亚当的自我。在当今,一个人可以“接受”了基督,但在心里,却不会对祂产生任何特殊之爱,可以已经“得救”,却不饥渴寻求上帝。17
传统基督教的教导是,通过圣洁和成圣,圣徒得蒙保守到底。但由于把称义(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重生(基督徒经圣灵更新过的内心)隔离开来,基要主义不仅损坏了这一真理的根基,而且抛弃了上帝的律法,这律法是判断圣洁的标准。基要主义宣称,上帝的道德律以及基督在登山宝训里对律法精神的阐释,并非基督徒应当遵循的准则。道德律与福音相对立,福音并非旨在恢复律法所代表的圣洁。基督徒不再因恩典而说:“我是喜欢神的律”(罗7:22),人们得到的教导反而是,律法与基督徒无关。阿米念式福音对基督徒的界定已经不完全,这种反律法主义谬误更进一步大大支持了对教会内不属灵生活的姑息。用宾克的话说:
50年前,许多传道人和“圣经教师”犯了一个灾难性错误,在今日,凡有眼能看的,都能看到其导致的可怕后果。这个错误是,他们认为在旧约时代,上帝的子民处在严厉的律法之下,没有上帝的恩典;基督来后,废除了严厉的律法,带来了大为宽松的时代。18
在给科尔曼一家的一封信中,谈到十诫时,宾克说:“要是有人否认,上帝的律法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你们就当躲避那人,就像躲避致命的毒蛇”。19 在另一封信中,宾克先引用了一段话,据说是一位慕迪圣经学院领袖写给基督徒的:“无论干什么,不管是偷窃还是谋杀,你们都会永远得救”,然后宾克写道:“数以千计的‘基要主义者’赞同这种撒旦式的错误,盲目臆断在圣徒永恒保障方面,这种教导能高举上帝的恩典。但上帝不会在罪中保守祂的子民:祂会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痛恨罪,从而得以保守!”20
基要主义不认为,道德律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而正是由于这点,宾克与基要主义彻底决裂。我们已说过,在早期事工中,宾克极为赞同基要主义关于圣经中未应验预言的教导,这类教导通称为时代论,正是这种教导把基要主义聚在一起。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认为,基督会在世界末日前一千年复临,时代论是这种观点的详细阐述。时代论一般认为:首先,基督会以不可见的方式降临,地上存留的教会在“大灾难”之前秘密被提,然后整个以色列国归信,向万邦传福音。“被提”七年后,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说的“第七十个七”将结束,教会将与基督一同回到地上,迎来千禧年。千禧年结束时,基督会再次显现,终结所有人类历史,这就是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
但对过去和将来的历史,时代论有新的理解。它认为,在不同的“时代”,上帝的救赎也不同,并以此把历史分为不同时代。若犹太人顺服,“上帝的国”就赐给他们,这就是“律法时代”,基督一生的教导都与这个时代一致。但当犹太人拒绝基督和“上帝的国”,上帝在更新对以色列的救恩计划前,设立了“教会时代”,在此期间,所有“基督身体”的成员都会得救。
1930年代初,宾克改变了对未应验预言的看法,这看起来没什么大影响。毕竟宾克多年来的原则是,《圣经研究》杂志不刊登理论性的争议话题。1929年,他写信给布莱克本说:“我个人觉得,争论性的讲道和文章对圣徒毫无益处。‘喂养我的羊’是主的命令”。但现在,他确信时代论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产生了广泛的属灵影响。从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宾克在《圣经研究》上连载了18篇系列文章,阐述了他对时代论的看法。
宾克看到,如果上帝和以色列打交道发生在“律法时代”,“恩典”和“教会”就只在五旬节后才有,那么旧约中的应许和诫命,甚至五旬节前主耶稣的教导都只针对犹太人。艾萨克·霍尔德曼(Issac M. Haldeman)是一位时代论领袖,他宣称“在基督教中,主祷文并不比西奈山的雷声或利末记中的献祭更重要。”21宾克反对将圣经的应用如此区分。他写道:
重生之人相信圣经的神圣默示,以及圣经的应许真实可靠,撒旦知道无法撼动这点,便进行更隐蔽的攻击(一旦成功,同样有效),试图劝我们相信,上帝的大部分应许根本不属于基督徒,因这些应许记载在旧约中,所以只属于犹太人。
撒旦推进这项运动,以削弱圣经中大部分内容的重要价值,实在狡猾。在此邪恶勾当中,他驱使的衙役并非公开的无神论者或异教徒,而是假装拥护正统信仰之人,此等人认信圣经的全部默示,籍此赢得了那些轻率信徒的信任。尽管在最初,“时代论真理”教师提出的理论激进且富有革命性,可能已使那些思维简单的信徒感到一丝不安,但大部分时候,他们安慰自己说,这些人对“基要主义”颇为忠心,对基督甚为忠诚,如此熟悉圣经,“一定不会错”,从而去除了担心。此外,这些时代论者声称,上帝“在圣经上给他们的亮光比前人都多”,这吸引了听众的自豪感,因为谁想“落在时代之后”呢?在耶36:23我们读到,犹大王约雅敬听到先知读了一段来自上帝的信息后,“他用刀将书卷割破”。时代论者常提到这件事,或将之应用于,或使之适用于“圣经高等批判”所采用的有害解经法。时代论的听众认定,这些教师“持守整本圣经”,因此消除了任何潜在担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教师强烈斥责“现代主义”与“进化论”,故可尽信他们所有观点。魔鬼何等狡诈!然而,就产生的后果而言,时代论与“圣经高等批判”同样有害:后者断言旧约相当多的内容不实,而前者坚持认为旧约与我们无关。无论哪种说法,都减少了圣经在今日的效用与价值,把其大部分内容变成了一纸空文。22
在最后一篇文章里,宾克总结了他列举的时代论者十大“罪状”,其中有:“否认上帝道德律作为今日基督徒生活准则。用圣经反对圣经,而非展现经文间的完美和谐与一致,令人厌恶。”23
今天人们无法想象,在1930年代得出这一结论多令人震惊,因时代论在当时基要主义世界中颇受欢迎。1830年代,弟兄会传道人提出时代论,受到后来像慕迪这样布道家的支持。190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圣经,内含完整的时代论注释,由司可福(C. I. Scofield)撰写,这使时代论获得了全世界认可。
到1945年,司可福圣经已发行200多万册。几乎每个圣经学校都接受了司可福的圣经注释,福音派出版商接踵推广持相同观点的作者。离奇的是,这种解经体系是基于几乎对圣经的全新阐释,却能在美英新教徒中广泛流传。但无论如何,司可福圣经做到了这点,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时,圣经上未应验预言是最流行的话题,不管在哪儿,只要以此为主题,就能聚起一大群人。24
宾克之所以震惊,不仅因该教导错误,还因其分散基督徒注意力,与应对教会真正属灵需要毫无益处。在1930年代早期,先是大萧条,后有欧洲新独裁者兴起。对此,基要主义并未鼓励基督徒如何在这艰难时代生活,反而主要在讨论“圣经预言问题”和对“时代记号”的解读。
宾克于1932年写道:“唉,上帝如此多宝贵子民被教导要思考的问题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关乎‘基督教会’,还是‘大灾难期’的犹太人;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大战会发生在山谷还是山顶。在当下思考这些问题,就如同罗马已经着火了,尼禄不去救火,却在到处闲逛。我们主要需要思考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践方面,这关乎我们当下属灵与属世的福祉。”
回想起宾克这里提到的这种怪事时,钟马田医生说:“1939年,莫洛托夫(Molotov)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一些人确信,他们看到以西结关于歌革(Gog)和玛各(Magog)以及北方联盟的预言实现了。”25
1954到1955年间,当钟马田在讲道中也反对时代论时,许多听众感到震惊,这再次表明,长期以来时代论在福音派圈子里有多流行。20年前,批判时代论的几乎只有宾克一人。1945年,奥斯瓦尔德·艾利斯(Oswald T. Allis)在出版那本颇具影响力的《预言与教会》(Prophecy and the Church)一书时,他只知道有两个人积极反对时代论,一个是菲利普·莫罗(Philip Mauro),另一个是宾克。26
因此宾克是在孤军奋战,这毫不奇怪,其中的原因也并非是宾克性格与众不同。1934年,宾克写道:“如今,上帝的真仆人和传讲纯正教义之人在地球上几乎已消失殆尽。提后4:3现已显现在我们面前:人们‘将厌烦纯正的道理’”。27至少另一位同时代的传道人也能部分证实这点。这位传道人发现,他呼吁严肃对待信仰,否定自我,实践敬虔,但不受人们欢迎。这位传道人就是陶恕,他曾说:“由于我的讲道,这个国家所有的圣经会议都不接受我。”跟宾克一样,因对基要主义阵营的评价,他被拒之门外。用他自己的话说:
先知被禁言,文士控制了信徒思想……一个非官方阶层决定基督徒当信什么。不是圣经本身,而是文士所理解的圣经成了基督教的信条……极端时代论体系被人为构建起来,让基督徒不再悔改、顺服和背十字架。根据一套严格的“分解真理”系统,整段新约经文不再适用教会,遭到丢弃。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宗教体系,与基督的真信仰为敌……恩典变得不是免费,而是廉价。在今日,我们忙着向世界证明:人们可以享有福音的所有好处,同时习以为常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既要世界,也要天堂”,这是对现代基督教的描述,尽管并非人人如此,但适用于今日绝大多数基督徒。28
有证据表明,宾克并不是那种喜欢争辩的人。在批评时代论教导这件事上,由于额外的原因,对他来讲,撰写这些批评文章是一件痛苦的事。从真正意义上讲,他是在批判自己。宾克早期笔记表明,他现在要否定的,正是他曾深入研究和教导过的。29在他写的书中,有两本是关于圣经中未应验的预言,分别是《救主的复临》(The Redeemer’s Return,1918)和《敌基督者》(The Antichrist,1923)。宾克还不完全确定,关于前千禧年的看法,这两本书错的有多离谱,但现在至少已意识到,他曾经的教导有误,因良心深受圣经约束,宾克一定深感痛悔,从前的无知和谬信使他谦卑下来。1934年3月17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在我看来,上帝在圣经‘预言’中安排了许多难懂之事,来挫败人的骄傲!”在下个月的《圣经研究》中,宾克承认:“年轻时,笔者从所尊敬之人受的教导是,律法与恩典就如水和油一般无法调和,笔者一些早期作品中也有这一错误,愿主赦免……律法与恩典非但不矛盾,反而互补。在十字架上,两者显出完全的荣耀,都在真正的福音中得以彰显。”
在1934年2月3日给约翰·布莱克本的信中,宾克解释了为何要修订他早期对预言的教导:
我现在很不喜欢前千禧年的教义。及友知人,教义也如此!我研究过早期前千禧年者的生平,也对当今前千禧年者作了观察,相较之下,他们跟敬虔的清教徒相差甚远。因此,我越来越怀疑这一教义,决定重新审视他们的根基。我知道,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也知道真正不带偏见探究一件事有多难,所以我采取了更为缓慢谨慎的方式。此事已进行五年多,我现已得出一些积极(或“确定”)的结论,但还没下定决心动笔。30
1920年代,宾克形成了“出到营外”的看法,跟时代论教导的长期接触或许加强了他这一看法。对千禧年之前基督教会的状况,时代论不抱任何希望,这实际上使悲观主义成为福音派的一种正统看法。我们之前注意到,在1927年他相信,“当今的时代正大行其道”。无疑,这种教导有时会跟宾克那些令人沮丧的经历相互加强。因此,当宾克开始怀疑这一教导是否准确时,他就看到,基督徒更有希望能在当今时代做有效的见证。
清楚的是,宾克在1930年代经过了试炼,但这并未使他变得失望刻薄。这些试炼也并非徒劳无益,他并未因此变得狭隘,产生门户之见。与此相反,《圣经研究》上的文章越来越强调需要平衡,既为了弟兄之爱,也为了基督教信仰的多样性。他后期作品灵性更深刻,下笔更谨慎,跟早期相比,价值高很多。跟任牧时相比,宾克50岁时更温和,眼界更宽广。
1935年3月,宾克在杂志中写道:
我们不应过多纠结小事,关于这些事,上帝的子民很可能永无法达成一致,而应注目看法一致的大方面。
笔者无意为任何宗派、体系或基督徒群体的每个过失辩护,但对其凡属上帝之处,都乐于认可。笔者虽不属任何教会,也未加入任何团体,但期盼与任何爱主、愿在每日言行中讨上帝喜悦之人团契。我们已年逾花甲,游历过各地,未发现哪个教会、团体或个人通晓全部真理。随年龄渐长,对那些要求别人须全部接受自己释经看法之人,我们耐心甚少。31
宾克虽放弃前千禧年立场,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未攻击过这种观点,这反映了上文所说宾克的态度。在他看来,只要关于圣经预言的看法不像时代论那样,推翻基要真理,“就不应疏远圣徒之间的感情”32,他避免在次要问题上与人争论。在1937年的年度致辞里,宾克写道:
我们并非不知追求(而不充分权衡)新看法的危险,但据经验,我们知道放弃先前看法有多难。最近几年,我们对圣经预言的看法有较大改变。我们今日确定,关于未来之事,大量猜想是出于肉体。属肉体的自然生出骄傲、猎奇、喜爱哗众取宠和受人注目,只有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清醒、谦卑,并坦然承认:“我不知道”。如此多已应验预言在发生前未被正确理解,这一事实应阻止我们对未应验预言在理论上胡乱推测,在教义上做任何结论。圣经上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雅5:8),也就是说越来越近,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没人能说:“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请各位友人注意,我们无意与任何人通信讨论此话题。若你认为我们看法错误,请为我们祷告;由于也可能是你的错误,也请为自己祷告。
他对洗礼的看法也持同样态度。1936年,宾克写道:“关于此话题,尽管笔者坚信一些看法,但14年来,一直避免在《圣经研究》上发表(甚至提及)。”33
在次要问题上,宾克对不同看法持包容态度,这本应使他更易认同一个教会,但有时也会成为障碍。正如1935年在格拉斯哥发生的,他再三发现,在他眼中无关紧要之事,却成了团契的前提条件。1936年,他写道:
宗派主义藩篱使基督的一些羊与其他羊隔离!“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15:7),这是上帝的命令。这里的接纳并不是说“接收”为教会成员(罗马圣徒已是教会成员:罗12:4-8),而是把每位弟兄姊妹放在心上,好能关心他们,并尽你所能,增进他们现今与永恒之福祉。但如今,浸信会多半只接纳“浸信会立场信徒”,长老会只接纳“长老会立场信徒”,那些称作“兄弟会”的也只接纳“认同他们的信徒”。作为对宗派主义的抗议,笔者未加入任何教会,这就是原因之一。
哦,由于缺乏弟兄的友善,温柔的同情和基督徒的关爱,如今导致了何等恶果!非但不担彼此的重担,一些人似乎更愿意增加他人的重担。哦!愿上帝赐下恩典,让我们放下微不足道的分歧,寻求所有上帝儿女的真正合一与团契;爱主所爱之人,这都是祂宝血赎来的。但这经常需要自我否定与自我牺牲,持守真理和信仰的原则,治死肉体的骄傲,这骄傲总喜欢抬高自己,贬低他人。34
以上这番话并非出自一位隐士,而是出自一位阅历丰富的基督徒之口。他所遭遇的试炼确实非同寻常,但经历之后,就能更加帮助他人。正如1937年8月15日,宾克写给洛威尔·格林所说的:
上帝在陶造祂儿女时,这些难熬的历练必不可少(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一样),但对此,我们却反应迟钝。一生中,我们要不断学习。古语说“经历是最好的老师”,我加一句,这位老师的学费可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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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拙作《钟马田:信仰之战 1939-1981》(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1990年),第2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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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克自述,见于《大卫生平》(The Life of David)(司文革,宾州:瑞纳出版社),第一卷,第43页及书中其他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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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09到1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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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贝尔彻所著《宾克传》,第43到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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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约翰·里德利所著《怜悯的历程》(Milestones of Mercy)(悉尼:基督教出版社,1957年),第183页。在那时,里德利牧师(1896-1976)因生病,“很少讲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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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时代周刊》,普勒康纳(E. J. Poole-Connor)引用于《英国福音派》(伦敦,独立福音教会团契,1951年出版),第2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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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豪斯(N. B. Stonehouse)《梅欽传》(大急流城:埃德曼出版社,1955年),第310页。说到他们本宗派美国长老会,华菲德告诉梅欽:“你无法劈开一块腐烂的木头”。最近,有位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对基督教信仰有不同的看法,他如此批评华菲德:“他学识渊博,远超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他似乎极为担心,他所界定的合乎圣经的神学和教会将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休·汤姆森·克尔(Hugh Thomson Kerr),《神学家华菲德》(Warfield: the Person behind the Theology),《普林斯顿神学院通讯》(Princeton Seminary Bulletin),2004年,新系列第25卷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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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6日写给伊芙琳·格林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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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5年12月期,第38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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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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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188页。40多年前,达布尼(R. L. Dabney)已反复警告过这种做法的危险。有人说,结果表明,“圣坛呼召”(altar calls),也叫公开决志邀请,是有作用的。达布尼说,这种呼召是基于两个不成立的假定:“一是虽然事实表明,接受呼召的大部分人是受现场情绪影响,并未真正得救,但之后的光景也不比之前差;二是如果不这样,无法得着少数真正得救的人。”对于前者,他写道:“许多人来到教会,但并未真正归信,只有信仰的形式,没有生命,被习惯、稳定来教会和自义所蒙蔽。对于这些人,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的真实光景?”(《短文集》第一卷,1890年出版,1967年重印,第571到573页)。再者,“这些轻率的做法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错误影响,在美国传播了一种信仰的实践,而这种做法跟那些天主教国家盛行的一样,都完全不合圣经,极为错误…在我们看来,基督信仰普遍不再坚持高标准的圣洁生活、信仰原则、道德标准和教会纪律,对社会良知几乎已失去实际影响力,这些做法正是罪魁祸首”(《短文集》,1892年出版,第三卷,第486到474页)。许多人认信加尔文主义,却不同意达布尼的看法,认为这么做并无不妥。比如,大卫·布里德(David R.Breed)说“慕迪主义”(他认为不等同于慕迪)已是“过去之事”(《普林斯顿神学评论》1903年期,第227页及其后)。到1930年代,这种传福音方式带来的恶果达到了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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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4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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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4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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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1年合订本,第191页。1928年,《圣经研究》刊登了几篇关于敬拜的文章,第一篇开头这样写道:“在今日,一个最严肃和败坏灵魂的谬误就是,未重生之人有能力敬拜上帝”(第2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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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宝训》(Welwyn, Herts: 福音出版社,1977年),第341到342页。尽管坚信称义无须善工,宾克还是给出了许多圣经依据,解释为何善工是需要的,其中包括“荣耀上帝和彰显上帝的恩典”(第3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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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保守的教义》,见《圣经研究》1947年合订本,第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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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恕《每日心意更新》(哈里斯堡,宾夕法尼亚州:基督出版社,1980年),12月12日。多年前出自陶恕之口,并被记录成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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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42年合订本,第27页。也见于《登山宝训释经》第20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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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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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2日写给洛威尔·格林的信,见《宾克书信集》第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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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德曼(1845-1933)是司可福(C. I. Scofield)和格雷(J. M. Gray)的同事,被乔治·多勒(George Dollar)描述为“关于圣经预言方面一位严谨的学生和作者”,见《美国的基要主义历史》(A History of Fundamentalism in America)第326页,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Greenvile)鲍勃·琼斯大学出版社(Bob Jones University Press)1973年出版。在霍尔德曼纽约事工的后期,据说他每周日晚都会宣讲关于基督的复临,当时教堂需要修缮,但资金不足,他敦促人们继续事工,原因是在修好之前,基督可能就已经再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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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3年合订本,第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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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43年6月期,第1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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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在1930年代后期,有一次在开始讲道前,坎贝尔·摩根博士(Dr. Campbell Morgan)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更衣室对钟马田医生说:“今晚来聚会的人一定比平时多”。钟马田问为什么,摩根博士回答说“之前宣布,我这次讲道的主题与预言相关,我从未涉及过预言的问题。但每次这么说,来聚会的人数就会明显增多。”钟马田,《教会与末后的事》(The Church and Last Things)(惠顿:十字路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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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上,第108页。据说,这两个人代表苏联和德国。“当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时”,这种对预言的解释“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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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斯(O. T. Allis)的《预言与教会》(费城:长老会与改革宗出版社,1945年),第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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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克信件集》,第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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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恕《信仰进深之道》(Keys to the Deeper Life)(大急流城:宗德文出版社)1957年,第13到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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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作品中,宾克无疑接受了时代论对“天国”和“教会”的区分,“旧约对千禧年的描述最多,而教会来自新约的启示。此外,我们必须谨记,在千禧年时,上帝之国会降临于地,而教会则是属天的创造,拥有属天的身份与将来。”(《救主的复临》1918年,第362页)。但时代论认为,“上帝之国”的子民不属于教会,律法也并非教会的生活准则,这点宾克并不接受,也在早期《圣经研究》中反驳过(如1924年合订本,第3页,第43页;1925年合订本,第142页,等等。)宾克从不认为,新旧约展示了不同的救恩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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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下决心”是指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未应验的预言。如上文所示,他已撰文反对时代论。在给布莱克本的另一封信中,他说:“我从帕特里克·费尔贝恩(Patrick Fairbairn)两卷关于预表(Typology)和一卷关于预言的书中收效甚微。”在后来的《圣经研究》中,宾克没再碰过预言这个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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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5年合订本,第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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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8年合订本,第38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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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6年合订本,第14页。我们也能看到他对一位年轻婴儿洗立场信徒的关爱,见《宾克信件集》第56页。宾克在给洛威尔·格林写了46封信后,才第一次说到洗礼这个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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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1936年合订本,第119页。对那些无关救恩宏旨之事,就算某个宗派认为他们的观点合乎圣经,宾克可能也不认为,他们需要特意表达出来。太经常发生的是,宗派差异影响了基督徒间的团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