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斯帕坦堡

在宾克到北部浸信会教堂后，我们开始对他的人生有更清楚的了解，原因是，他在斯帕坦堡写的大量信件保存了下来。在这些信件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917年9月12日。这些信件都是写给赫伦丁（I. C. Herendeen），他是一个小出版公司的老板，这个公司名叫“圣经真理仓库”（Bible Truth Depot），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文格（Swengel）。宾克在肯塔基州后期时，赫伦丁似乎拜访过他，他出版了宾克的第一本书《圣经的神圣启示》（The Divine Inspiration of Bible）。

斯帕坦堡教会没有牧师住宅，因此，宾克的住处是租来的，一点儿也不舒服。在第一年冬天，南卡罗莱纳州异常寒冷：“我们住在一个木质小房子里，房子建在桩子上（下面没有地基），离地面有几英尺，每个房间都只有一个小壁炉。有几个星期，屋里温度都在零度或零度以下，水管全都结了冰，只能从外面取饮用水。”¹

一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也影响了他们。宾克的工资两年没增加，房租却翻了四倍，物价飞涨到鸡蛋一美元一打，牛奶一美元一加仑，糖三十美分一磅！

宾克后来回忆到，教堂是“一个小型木质建筑，周围地面没有围挡，离火车站有半英里。那时，我刚过三十，皮肤黝黑，身高5.8英尺（译注：约1米72）”。²

通过宾克和赫伦丁之间的信件，我们清楚得知，跟刚到美国的前几年相比，现在宾克认识了很多人。除了第一本书外，他已开始撰写小册子，受到基要主义人士的认可，前途光明。

因基督教主流宗派信仰上的退化，基要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一些基要主义领袖从以前的宗派离开，通过圣经聚会和出版物，在全美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络。他们出版了12卷平装本的《基要信仰》（1910-1915），在关于圣经的权威和其他主要教义上，他们与传统的基督教立场一致。菲利普·莫罗（Philip Mauro）是该系列丛书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他是一位纽约的律师，著作颇丰。在名为“个人见证”的一章里，莫罗在开头写道：“1903年5月24日，我因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当年45岁”。³

阿诺·盖柏林（Arno C. Gaebelein）也是《基要信仰》的撰稿人，他是著名杂志《我们的盼望》（Our Hope）⁴的编辑。然而，基要主义运动并非在每方面都延续了传统福音派基督教信仰，这点并未在《基要信仰》丛书体现出来。一些领袖，比如哈利·艾恩赛（H. A. Ironside），离开本宗派，接受了弟兄会信仰。因着司可福圣经里的注释，这些信条中最著名的观点得以广为流传。与长久以来的普遍看法不同，这一教导认为，基督的再来不是在最终审判之日，而是在另一个“时代”之前，这个“时代”过后，才是历史的终结。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基督会先再来，教会将“被提”（rapture），然后是大灾难、犹太人归信和千禧年。这种教导叫“前千禧年时代论”（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m），在当时的福音派圈子里非常流行，甚至常被当作基本信条，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层出不穷。据说，盖柏林“对这一教导非常确信，且极其热心，激起了20世纪前20年的千禧年运动”。⁵

可能是1912到1913年间，宾克在加州时，第一次结识这个圈子。1918年，宾克写道：“六七年前，上帝恩待我，使盖柏林先生的心转向我，从那时起，他一直对我很友好”⁶。在那时，圣经聚会很盛行，大约在1911到1912年间，盖柏林和艾恩赛偶遇于西海岸的一次圣经聚会上，他们都是“圣经事工”（Bible ministry）的巡回传道人。艾恩赛的传记作者认为：“在这代人中，作为基督的使者，没有人比艾恩赛去过更多的地方讲道，撰写了更多的作品。”⁷艾恩赛住在北加州的奥克兰（Oakland）。1914年，他在那里成立了西部图书与小册子出版公司（Western Book and Tact Company）。1930年，他担任慕迪圣经学院院长。

在宾克写给赫伦丁的信中，幸存的第一封写于1917年9月12日，信中提到了赫伦丁与莫罗的接触，并说，他刚从北卡州阿什维尔（Asheville）的一个圣经聚会上回来。在那里，宾克被要求，不能再发放他《圣徒的罪》这个小册子，这件事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然而在当时，他仍然还是盖柏林《我们的盼望》杂志受欢迎的撰稿人，他的第二本书《基督的再来》于1918年由赫伦丁出版，书里的内容与《我们的盼望》杂志推崇的教导完全一致。宾克相信，关于某些对《但以理书》的解释，盖柏林受了他的影响；赫伦丁之前出版过宾克的小册子，盖柏林表示，希望由他重出其中的一本，对此，宾克表示很高兴。同时，赫伦丁越来越尊重宾克的判断，在考虑出版莫罗的作品时，甚至要宾克进行评判。

在宾克给赫伦丁的信中，经常会讨论到圣经里还未实现的预言，但在1918年的通信中，宾克思考的主要是另一个主题。宾克似乎一直倾向于加尔文主义。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期，他就知道罗伯特·霍尔丹（Robert Haldane）的《罗马书注释》，到美国不久后，他接触到了约拿单·爱德华兹的一些作品。⁸在传讲福音时，虽然他敦促听众立即悔改归信，但从未呼召听众走到前排，进行“决志”，而这是基要主义圈子里广为流传的做法。但在那时，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做法。在刚开始，他似乎并未把加尔文主义当做他信仰的主要内容。在他第一本书里，没提到加尔文主义，书里引用的作者也并非来自加尔文主义传统。

但到了1915年，从他在伯克斯维尔和奥尔巴尼（Albany）的讲章题目可以看出，宾克开始对加尔文主义越来越确信。他逐渐看到，福音派有太多的做法以人为中心，其原因是由于神学错误，低估了上帝的威严和主权，没有意识到《新约圣经》强调恩典，上帝在拣选和呼召人得救上起决定性作用。而福音派现在强调的却全是人的“自由意志”，讲道中所呈现的是，除非人“许可”，上帝连任何人都拯救不了。因此，在太多的传福音中，不是使人谦卑，而是让人觉得，所有的事都取决于人自己。宾克相信，那个时代福音派的弱点是他们最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关于上帝的教义。

人们说，“写作是件撕心裂肺的事，要想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就得燃烧自己”。1918年，宾克在撰写《上帝的主权》时，确实燃烧了自己。宾克不是等把整本书写完，再寄给赫伦丁，而是写完一章寄一章，赫伦丁评论完手稿后，再寄回来。对宾克寄来的手稿，赫伦丁做了大量评论。宾克发现，他不得不回复赫伦丁提出的疑问。1918年4月23日，他写给赫伦丁道：

得知你们读了《上帝的主权》第五章，并都从中获益，我很高兴——寄回的手稿已安全收到，多谢。你从我们这里离开后，我多次向上帝祷告，祈求祂光照你的理解，开阔你的心胸，接受这至关重要的宝贵真理。对其我辛勤研究已有九年，它已成为我灵魂赖以安息之“锚”。若上帝许可，这本书能写完出版，我毫不怀疑，它将会引起激烈的批判…..但我非常确定，这本书满足了上帝子民目前的真正需要。我已写完第六章，随信附上。（若可能，请尽量在一周内寄回）⁹

1918年5月5日，宾克告诉朋友：“关于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上帝给了我新的亮光”。但在收到《上帝的弃绝》（Reprobation）一章后，赫伦丁一点也不认为，宾克有足够的亮光。从宾克在7月18日写给赫伦丁的信中，我们得知，赫伦丁曾建议，不把最后一章收到书里。宾克写道：

你期待的第15封信已于昨天下午寄出。我必须说，关于你对第九章的简短评论，我感到失望…长期以来，我一直诚挚向上帝祷告，祈求祂给我亮光和指引，好知道把哪些章节收录进来。我觉得，上帝会乐见收录此章，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否愿意出版，是你的责任，是你要在上帝面前做的决定…圣经中提到弃绝的经文不多，但里边的教导都清楚明了。亲爱的弟兄，像对其他人一样，对你来说，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圣经上的话——而不是说，你要先理解了，才相信…上帝当然预知并预见到，谁会接受基督，谁不会（在创世以先就预见到了），因此，祂知道哪些人不会接受基督，但仍然创造了他们，其目的必然是为了诅咒他们（damnation）。¹⁰

赫伦丁还是不太确定，这件事这么“简单”，只要相信圣经就好，显然让宾克给出更多的圣经依据。宾克在1918年7月21日回信，详细解释了罗9：13-23。第二天，信件到达斯文格，赫伦丁对这些解释表示“满意”。7月24日，宾克准备把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寄给赫伦丁，建议首次印刷500本。宾克提醒赫伦丁说：“我觉得，因为我不认为上帝爱每个人，这可能会引发对本书所有内容的激烈批判；但如我在书中所说，正因为这是今日所有假教派和假教导最喜欢的支柱信条，所以我才要向真信徒指出其谬误”。在之前的一封信里，宾克说：“上帝不喜欢有罪的人”。他认为，上帝只爱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因为圣经上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因此，宾克在书里说，福音不是给所有人“提供”救恩；而是宣告了“人们得救的条件（即悔改与信心），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得救的人都必须悔改相信”。¹¹

《上帝的主权》一书于1918年11月底前出版，书中对许多圣经经文做了很好的阐释，长期以来，福音派圈子很少注意这些经文。与通常相比，此书以更严肃的态度看待罪与人堕落的本性，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所说，此书出自年轻的宾克，书中一些结论尚有商榷之处。在出版后，这本书并未引起太多震惊，甚至似乎很少受人注意。几个月来，宾克很少听到对这本书的评论。第一个评论来自威廉·佩廷吉尔（William Pettingill），他是《服侍与等待》（Serving and Waiting）一刊的基要主义编辑。看过该评论后，宾克对赫伦丁说：“我要感谢他没批评这本书，但他也没做推荐。要是我对这本书不了解，看了他的评论后，我不会想买的！”与此同时，盖柏林也未做出任何评论。宾克定期向他供稿，在《我们的盼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创世纪》的文章。宾克怀疑，他还没看过此书。

《上帝的主权》一书未引起太多反响。对此，宾克并不奇怪。在1918年6月的前言中，他写道：

我们并不痴望，本书会受到普遍认可。要是当代神学还能称得上是神学，其趋势就是神话受造之物，而非荣耀造物之主。甚至那些在其他方面思维清楚之人，在教义方面也鲜有正确。今日，鲜有人真正相信人的全然败坏。人们提到人的“自由意志”，坚持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能自己决定接受或拒绝耶稣作为救主。这只说明，他们对亚当堕落后裔所处之真实境况一无所知。就算有少数人相信，作为罪人，他处于完全无望之境况，也很少有人相信上帝的绝对主权。

* * * * *

起初，宾克在北部浸信会事工的前景充满希望，他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除了周日两次讲道，还有周二晚上的祷告会和周五晚上的圣经讲座。¹²因为预计会有更多人对圣经讲座感兴趣，宾克把场地换到了郊区基督教青年会里一个舒适的房间，时间也改到周四。在一段时间里，这一举措的效果“非常令人鼓舞”，但后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美国爆发了流感，在其他地方有多人丧命，后传到南卡州。宾克也感染上流感，不得不暂停一周，在之后的七八个周里，镇上实行流感隔离，禁止公共集会。后来隔离解除，但又重新实行，以至于在14周里，圣经讲座只进行了四次，到最后，没人再有兴趣了。1919年1月2日，圣经讲座最终恢复，“那天大雨倾盆，下了一整天，晚上也在下，到讲座时间时，根本不适合外出，但我还是去了，有5个人参加”。到1919年2月底，宾克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圣经讲座宣告失败，参加的人比在教堂还少。我昨晚宣布，讲座将于下周迁回教堂。

在北部教堂内部，一小部分反对宾克的人聚集在一个叫“梅特卡夫弟兄”（Brother Metcalfe）周围，因此减弱了北部教堂对宾克的支持。这些人之所以反对宾克，部分原因是对教义的看法不同，但也跟宾克《上帝的主权》书里的内容有关，在这段时间，宾克的讲道内容来自此书。在我们看来，会众对宾克的抵制并非空穴来风，但平心而论，我们必须说，宾克的讲道并非只有一个主题。他给赫伦丁的信可能会误导我们，因为在信里，关于他这本书的争议占了很大篇幅，与他每周的事工不成比例。宾克讲章大纲手稿表明，加尔文主义并非他讲道的重点。他对教义的教导涵盖很广，其中的重点是过圣洁的生活。类似下面的话屡见不鲜：

在任何事工中，都应清楚教导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否则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们会同意，我清楚无误地教导了这一教义，这点我很确定。就算我讲的有什么错误，也不是在这方面。但同时，要是教义使人不遵守上帝的诫命，高举信心，生活却不敬虔，这同样危险。一个人能进天堂，不是因为他圣洁，但若不圣洁，是不可能进的。¹³

《以利亚生平》系列文章就写于这一时期，是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同时，他在继续准备多篇新的福音讲章，阐述救恩之路。但即便如此，到1918年末和1919年初的冬天，他传讲上帝在恩典上的主权时，有些会众依然拒绝接受，这让宾克很担心。他平日向会众传讲上帝的主权，但有时周日他不在，代他讲道的人却公然反对这一教义。1919年2月28日，他在信里给赫伦丁说：“我已决定，以后不在时，不找别人替我讲道”。面对这种情况，宾克意识到，用真理建造一个教会需要时间：“我觉得，要想为上帝多做工，就要一直待在一个教会，开展连续的圣经学习，系统地教导教义，而不是像蝴蝶一样（比如巡回传道人），这个教义讲一点，那个教义讲一点，然后再去别的地方继续讲。”

但会众对他的不满并非仅限于讲道，这体现在给赫伦丁一封长信的末尾：“最近，教会收到的奉献减少，执事在等那些还没奉献的人。三四个相当富有的兄弟说，他们不会支持一个只愿待在书房，除非会众生病，就从不联系会众的的孤僻牧师”。

这些对宾克的批评可能有些重了。为了维护宾克的声誉，我们必须说，会众生病时，宾克尽心尽力前去探访；有一次，有人生病住院，他一天探访了两次。一位会众在来教堂的路上出了意外，聚会一结束，他就立即前去看望。但宾克确实不爱“与人交往”，很少跟人“闲聊”，不适应南卡州的文化。在这段时期，就传道书“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传3:7）的经文，他做过一篇讲道，对“言谈这一高贵的恩赐”做了平衡且合乎圣经的解释。在引入这一主题时，他对会众说：“多言对灵性进深绝无益处，且浪费时间，必然导致说一些不明智、不令人愉悦和无益之言…若我要行在圣灵中，就必须停止为了说话而说话。人有两个眼睛和两只耳朵，但只有一张嘴，这仿佛在告诉我们，应当多看多听而少言！”但说实话，宾克确实是一个少言之人。在1918年圣诞节后给赫伦丁的信里，他承认：

假期要结束了，我很高兴，我一直觉得假期很无聊。今年圣诞节里，我们每天都忙不停，或在家招待好友，或去朋友家串门。若上帝许可，我们明天又要出去吃饭，后天也是，希望再往后没了。我天生喜欢独处，不喜欢交际，在重生后，我尽量不把上帝给我的时间用在无聊的消遣上。除非我能在属灵上帮助别人，或使自己得造就，才愿出门，否则宁愿待在书房。

我们不应过于夸大宾克上面这段话。后来，我们会发现，宾克反驳别人批评他“不爱交际”。很显然，他能够也确实享受与他人的团契关系，然而，虽然教会人数不算多，他跟会众的关系却不算很近，这可能是他性格使然。理查德·贝尔彻说过，宾克不是很适合做牧师，后面我们会谈到这点。¹⁴然而，在待过的地方，都有人感激他，不断支持他。其中就有斯帕坦堡的一位老妇人，多年后，他这样写道：

在我最后任职的教堂，最积极参与服侍的是一位老妇人，我到那里时，她77岁。我在那里待了三年半，在此期间，跟教会的其他成员相比，她为主做工最多，对我的激励也最大。¹⁵

在斯帕坦堡，宾克主要面临的个人困难跟他给自己定的计划有关。他想身兼三职，而对一般人而言，任何一个职责的工作量都不小：他尽职牧会，不断学习，努力写作。要是少点付出，降低目标，这三个职责或许能兼顾，但这又并非他的性格。当然，牧会是首要职责，他每周要为会众准备三篇新讲章，风雨无阻。他给赫伦丁说：“我辛勤准备这些讲章，就像要给五千人讲道一样。每周在圣经里选取三卷书，准备三篇相应的讲章，相信我，这并不容易。”他也一直鼓励会众祷告。要是说，一般的教牧探访非他所擅长，在其他方面，他做的并不差。

除此之外，宾克还大量阅读。在大约1915年之前，他读的书主要是一般当代福音派的，其中特别包括圣经未应验的预言。现在，他虽还对这些预言有兴趣，但另一派风格迥异的作品占据了他的注意力，那就是英国清教徒的著作，这些书绝版已久，几乎不为当代基督徒所知。也许是爱德华滋引起了他对清教徒的注意，1918年夏，他想尽量读完四卷本的爱德华滋文集。¹⁶

宾克并非“浅尝辄止”。1919年1月，他说，在之前的三个月里，他读完了45本书。1919年5月15日给赫伦丁的信里，有如下令人吃惊的话：“下周，若上帝许可，我将读完曼顿（Manton）的22卷著作，然后，希望仔细研究一下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的12大卷著作。”到1919年7月26日，刚过了两个月多一点，他告诉赫伦丁，“我刚读完古德温12卷著作中的第8卷。”古德温全集第8卷有600页之多，很难想象，他是怎样依次读完古德温的这些书。8月23日，他说：“刚读完古德温文集最后一卷，将开始读欧文的18卷著作。”到那年（1919年）底的12月9日，他告诉朋友说：“欧文的书读起来很费劲，他的前15卷我读了还不到一半。”

没有哪位清教徒会推荐这种高强度的阅读，但宾克却这么做了。我们佩服他读书的激情，但此举是否明智，我们表示怀疑。后来，从这些痛苦的阅读经历中，他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好的读书建议。¹⁷但在这里，我是想说明他学习有多努力。此外，他还定期给友人写信，为出版社撰稿。在那段时间，他写了《救赎者的归来》（The Redeemer’s Return）、《上帝的神性》（The Godhood of God）和《十架七言》（The Seven Sayings of the Saviour on the Cross）等书。在给赫伦丁的一封信里，宾克说：“现早已过了夜里十二点”，对此我们毫不意外。

很明显，宾克的负担太重，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虽然宾克并未完全忽视健康，比如，他注意到散步的重要，但一定还是高估了自己，觉得只要身体不垮，就可以继续下去。1918年7月24日，他写给赫伦丁说：“我已感觉身体很不好。我想，这一定是在写《上帝的主权》时，过于劳累。我已有大脑不通的症状¹⁸，这是宾克家族的遗传病，而且我心脏也不好。昨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床上。”一周后，他又说：“到斯帕坦堡时，我几乎已筋疲力尽（你可能记得），而且在过去一年里，我一直在高度压力下工作。”到同年11月，他认为身体已恢复正常，“虽然体重和精力还未完全恢复”。但到了1919年2月，由于多项工作持续进行，他多次剧烈头痛。到三月底，据他估计，只有“一半时间在工作，感觉比平时少多了”。6月下旬，在躺了半周后，他从床上起来，打算去主持周四的圣经讲座。穿好衣服后，“先挣扎了一两分钟，后不得不放弃，合着衣服摔在了床上。然后，只能让薇拉去告诉会众，我彻底没法带领这次聚会了”。两天后，请了医生过来：“他发现我心肺功能完全正常，但神经严重紊乱，血压明显低于正常值，整体状况较差。他说，我必须彻底休息几周，没给我开药，只是让我每天摄入食物加倍”。

到此时，宾克夫妇都很清楚，宾克的生活必须有所改变，要么放弃牧职，要么放弃写作。1919年，宾克在北部浸信会教堂的事工有些令人鼓舞的进展，有一二十名会众对他的工作表示支持，但有些朋友认为，宾克以后要做的事不是继续在那里牧会。本来，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宾克将会专心写作，但在1919年，有许多迹象表明，一些相当大的教堂有意邀请宾克前去担任牧职，这使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盖柏林已经读了宾克《上帝的主权》一书，宾克得到的消息是，他认为出版这本书是“大错特错”…他对此书持完全否定态度，但仍尽力推荐宾克担任爱达荷州一个教堂的牧师。之前，他还建议戈登（A. J. Gordon，译注：今日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以前在波士顿的教会考虑宾克。另外，还有加州和田纳西州的两个教会在考虑宾克（宾克受邀，前去拜访田纳西州教会，回来说觉得那个教会“太属世”）。1919年，在他健康状况不佳时，还要考虑是否接受这些牧职，这无疑增加了宾克的负担。薇拉得以保存下来的信中，第一封是1919年6月22日写给赫伦丁的（在宾克收到盖柏林对他书的批评之前），她写道：

我十分担心我丈夫。这里的工作非常令人气馁，很明显，他在紧张等待其他地方的牧职空缺。他很沮丧，又紧张，易怒且失眠。最近一周的状况尤为严重…上周唯一的事就是收到詹宁斯先生（Mr. F. C. Jennings）来信…他建议宾克重回商业界。宾克已给我说，他觉得，他可以在商业界赚钱，奉献给教会事工，也比现在在这里做的贡献多。在没收到盖柏林先生信时，詹宁斯先生的信彻底动摇了他。我当然不相信上帝想让他重回商业界。我觉得，上帝似乎想让他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写作。他不断收到他人来信，说读了他的书，从中得到很大帮助，这是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原因。但我相信，如果他要写大部头的书，就得辞去牧职，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要去哪儿。

在这封信之后那周，他们请来了医生。经过休息，宾克从最糟糕的时候恢复了过来。从夏天到秋天，接受其他教堂牧职之事一直无实质进展，宾克身体基本得以恢复，继续稳步进行牧职工作。尽管现在他阅读“大大减少（完全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仍只有很少时间写作。宾克夫妇越来越清楚，他要做出哪种选择。1919年12月6日，宾克写道：“我完全确信，上帝让我投身写作”。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写。赫伦丁建议，他们仍住斯帕坦堡租的房子里。但宾克觉得，跟曾经服侍过的会众（他们可能仍需他的帮助）住的太近，这并不明智，他这个看法是对的。宾克想到了赫伦丁住的那个地方，那是个安静的村庄，在宾州乡下。宾克去那里拜访过赫伦丁，觉得里不错。但赫伦丁帮宾克问了一下，没人能租两个房间给他们。另一个办法是买地，自己盖房子。在1919年11月12日的信里，宾克提到一个四居室的木制房子，希望建筑费500美元能够。房子前面的视线无所谓，但薇拉希望，房后有足够的地方养鸡。

之后，他们写了大量信件，讨论盖房子的可行性。宾克委托赫伦丁，安排购买材料和土地事宜。收到第一次估价后，宾克觉得“太贵了”。宾克想要的是四个房间，每个宽10英尺，长12英尺，“不带壁炉或炉篦，不用刷墙，不要贵家具”。之后，建议把房间宽度也增加到12英尺。最终，敲定了价格，但很显然，赫伦丁担心，房子建好后，宾克夫妇不满意。宾克向他保证，不会不满意，但宾克不断建议修改建造方案，这一定让赫伦丁很担心。最后决定，由赫伦丁购置所需木料和建材，定好租用圣经真理出版社土地的合同，等宾克夫妇到达后，再开始施工。宾克估计，要是在“开工前一两天”，他们离开斯帕坦堡，就能到那里监督施工。他们的行李通过铁路托运，路上需要一二十天，等运到后，房子应该已经盖好。1920年1月20日，宾克写到：“按我发给你的支票订门窗吧”。几天后，他向北部浸信会教堂提出了辞职，于三月初生效。2月16日发往斯文格的信表明，他们将在3月2日下午到。赫伦丁一家邀请宾克夫妇住他们家，直到他们的新家建好。

没有迹象显示，宾克离开斯帕坦堡时心情低落。1920年，宾克在斯帕坦堡的最后一次“新年讲道”是基于《诗篇》63：1-3。在讲章的开始，他说：“悲伤使大卫与上帝更亲近”。回望过去的一年，他告诉听众，“失败与罪”使我们悲伤，但也让我们感恩：“一些人像从火中救出的干柴，加入了上帝的大家庭。软弱者已变刚强，悲伤者已得安慰，丧亲者已被坚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多么令人高兴！想到在1920年结束之前，你们可能‘永远与上帝同在’，这是何等宝贵！应许的蓓蕾或已结出丰满的果子，这果子就是不可言说的喜乐。或许信仰的春天已过，充满得胜喜悦的夏天已来到。”¹⁹